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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名人

关键词:陈子昂,谢东山,于渊,李雨生,刘光谟     我要发布新的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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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子昂 

    陈子昂(约659~700),唐代文学家。字伯玉,梓州射洪(今属四川射洪)人。因曾任右拾遗,后世称为陈拾遗。陈子昂青少年时家庭较富裕,轻财好施,慷慨任侠。成年后始发愤攻读,博览群书,擅长写作。同时关心国事,要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树。  陈子昂24岁时举进士,官麟台正字,后升右拾遗,直言敢谏。时武则天当政,信用酷吏,滥杀无辜。他不畏迫害,屡次上书谏诤。武则天计划开凿蜀山经雅州道攻击生羌族,他又上书反对,主张与民休息。他的言论切直,常不被采纳,并一度因“逆党”反对武则天的株连而下狱。  垂拱二年(686),曾随左补阙乔知之军队到达西北居延海、张掖河一带。万岁通天元年(696),契丹李尽忠、孙万荣叛乱,又随建安王武攸宜大军出征。两次从军,使他对边塞形势和当地人民生活获得较为深刻的认识。圣历元年(698),因父老解官回乡,不久父死。居丧期间,权臣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段简罗织罪名,加以迫害。冤死狱中(沈亚之《上九江郑使君书》)。  唐代初期诗歌,沿袭六朝余习,风格绮靡纤弱,陈子昂挺身而出,力图扭转这种倾向。陈子昂的诗歌,以其进步、充实的思想内容,质朴、刚健的语言风格,对整个唐代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。陈子昂死后,其友人卢藏用为之编次遗文10卷。  今存《陈伯玉文集》是经后人重编的。刻本中以明弘治间杨澄校刻杨春本《陈伯玉文集》10卷收辑作品比较多,并附录《新唐书》本传等有关材料。《四部丛刊》本即据此本影印。《世界文库》本,曾据明、清各本作过若干校订。今人徐鹏校点《陈子昂集》,以《四部丛刊》本为底本,校以《全唐诗》、《全唐文》、《文苑英华》等书,补入诗文10余篇,成为较完备的本子,后附今人罗庸《陈子昂年谱》。今人彭庆生有《陈子昂诗注》。后附其所编《陈子昂年谱》及“诸家评论”。

谢东山

    谢东山,字阳升,号高泉,射洪县太和镇城南谢家坝(今城南王爷庙村)人。他于明世宗嘉靖七年考中举人,嘉靖二十年(1541年)登辛丑科进士及第,授兵部主事,后迁郎中,累官至右佥都御史,山东巡抚。经历仕宦20年,颇负名望。他勤奋好学,居官时每到一处,都要召集当地名流学究座谈,搜录奇闻,研讨学问。由于他广征博采,勤积资料,所以著述颇丰,计有《近譬轩集》40卷,《诗抄》40卷,《诗话》4卷,《中庸集说启蒙》1卷,《贵阳图考》26卷,《明近体诗抄》29卷,还删正《嘉靖贵州通志》12卷。
  宦游中,又曾深入产老酒的即墨等地民间,巡察酒技,搜录工艺,学得酿酒技术--易酒法。告老还乡后,利用其家附近涌泉山“山林茂密,涵濡水源,有泉甚旺,注入涪江”的良好自然条件,自设作坊,躬身实验,将易酒法应用于春酒传统酿造工艺中,固态发酵,固态蒸馏。用射洪粒大色匀的高粱、糯米、小麦为原料,以涌泉山水为酿酒用水,在中伏用高粱、糯米、小麦混合于恒温室内踩曲,并投放一年选用,酿成之酒再经过封缸贮藏经年而用,终于生产出了兼传统春酒风味又独具特色的新酒。孙竹篱孙竹篱生于1906年,其父孙文仲为清末秀才。河北滦县人。擅长中国画。历任东北大学职员,四川射洪中学、射洪师范学校美术教师,四川省诗书画院副院长,绵阳书画院院长。孙竹篱幼年随父读书,打下古文经典基础。 弟兄皆善书法,竹篱独喜绘画和诗文。15岁入滦县中国后因家贫中缀,17岁在北平琉璃厂做画师, 宗法任伯年及上官周、钱慧安、吴友如等名家。青年竹篱曾至无锡工作再转赴西安,他受聘于 东北大学任职,“抗战”爆发前夕,孙竹篱于1937年再随东大内迁四川三台县。1952年,孙竹篱 从教于子昂故里射洪县一直到退休。射洪是人文荟萃之乡,唐代杜甫曾到此住过,韩愈称 “国朝盛文章,子昂始高蹈”的初唐大诗人陈子昂开盛唐一代诗风之先河,流芳千古惠及后人。 射洪至今地方文风很盛,能诗能画的人很多。作为文人画家的孙竹篱,在这样一个人文环境中 生活工作和创作着。虽一时有些政治上的挫折,他也能以平静心态坦然度过,而他的艺术之树 却始终绿叶婆娑,繁荫满地。一直坚持诗书画创作的孙竹篱,这一时期为射洪人民留下了大量 艺术珍品,从民间到官员,竹篱先生的国画作品广为流传和被收藏。射洪书画界亦因有竹篱 先生而十分活跃,争相拜师学艺者众多。

于 渊  

    于渊,名光藻,号邦齐,射洪县于家坝(今广兴镇于家坝村)人,清光绪十九年(1893年)出生在佃农家里。性豪爽,富有反抗精神。青年时,因遭乡绅凌辱,忍无可忍,愤而还击,后被迫外逃投军,以勇武善战闻名,由士兵逐级晋升到师长,为川军中著名爱国将领之一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,于渊拥护国共合作,参加工农革命,接受马列主义思想,和当时活跃在四川的共产党领导人杨二公、吴玉章、朱德、刘伯承等取得联系,交往密切。民国17年(1928年),刘文辉部驻防江津的第一师副师长、共产党员张志和组织士兵起义,因行动失误而暴露,使军内共产党员受到"清党"威胁,中共四川省委密派于渊等2人冒险前往斡旋,从逆境中保护了一批共产党员脱险。民国19年(1930年)于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执行省委决定,再次到江津发动部队起义,项鼎任前委书记,于渊负责指挥,因起义计划被敌侦悉,组织不严,众寡悬殊而失败。民国22年8月至24年初(1933~1935年),于渊任省会警察局长期间,对成都市的警政与治安,大力整顿。并利用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人的秘密活动场所,掩护了不少党的骨干和进步人士。还安插了一些共产党人进警察局工作,直接掌握了部分公安权力。民国24年(1935年)5月,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率红九军、三十军主力西进时,于渊任川军第六路军教导师二旅旅长。奉命防守北川、茂县间的土门要隘,于渊见红军受阻,即借口调整部署,撤离转移,使红四方面军当夜顺利突破土门防线攻占茂县,6月14日在懋功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。10月,张国焘坚持分裂主义路线,拒绝北上,强行带领左路红军,南下川康发动“天、芦、宝”战役。时朱德随军南下,得悉防守宝兴、芦山一带的川军有于渊的部队,乃密函示意相机让路。于渊冒杀身之祸,托故转移阵地,让出豁口,使红军顺利通过,为后来北上阿坝创造了有利条件。两次让路均受到上级的责难揭发,刘湘以“进不遵命,退亦突然”为辞,撤销于渊旅长职务,于次年初派往日本考察。“西安事变”后,于渊回国返川,和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人车耀先等一起,秘密从事地下斗争,出资在成都创办《力文》杂志,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。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,刘湘再度起用于渊一道出川抗战,委任副师长兼第七战区游击司令。民国31年(1942年),于渊经张澜介绍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。越二年,被选为改组后的中国民主同盟四川支部执行委员(1949年12月20日,民盟中央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增选于渊为民盟中央委员,时已牺牲)。民国35年(1946年)8月29日,四川民盟组织在成都蓉光电影院,为被蒋介石特务杀害的闻一多、李公朴两位爱国民主人士举行追悼大会,在敌特疯狂捣乱破坏下,他和张澜等人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,坚持如期召开大会,表达了对烈士的沉痛悼念和对反动派的蔑视与愤慨。民国36年(1947年)蒋介石施行全面白色恐怖。6月1日夜,成都警备司令部逮捕于渊入狱。于渊在狱中和杨伯恺等一起,团结、鼓舞难友坚持斗争。在严刑逼供与威胁利诱面前,始终坚贞不屈,大义凛然,敌人妄图要他写“悔过书”,于渊回答:“现在天快亮了,我有啥过悔?悔过的应该是你们,而不是我!”1949年12月7日夜,于渊等34名革命志士,被秘密杀害于成都西门外十二桥。 成都解放后,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于1950年1月19日在成都为于渊等十二桥殉难者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公祭典礼,安葬遗体于青羊宫二仙庵(今文化公园)烈士墓内。1951年3月5日,经川西行政公署批准授予于渊等革命烈士称号。当日,射洪县在金华镇亦召开了有五六千人参加的“于渊烈士追悼大会”。在金华山腰的苍松翠柏林间,建立了“于渊烈士衣冠冢”。

李雨生
    李雨生,名云和,清同治七年(1868年)生。光绪丙午科优贡,射洪县洋溪镇人。
  宣统元年(1909年),清政府筹备立宪。10月,四川省咨议局成立。李雨生当选为常驻议员。次年,兼任矿务公司协理。
  宣统三年(1911年)五月,清政府颁收民办粤汉、川汉铁路为国有,并把筑路权卖给英、法、德、美4国银行团。这一劫掠和卖国行径,激起湖南、湖北、广东和四川等省民众的一致反对。李雨生随蒲殿俊、张澜等参加保路运动。蒲、张被捕后,李雨生与同盟会员杨尊三等回县,组织家乡民众参加保路废约斗争。
  四川反正后,军政府委李雨生任川北宣慰副使,随正使张澜,巡行蓬溪、射洪、邻水等县。到射洪时,设临时行署于洋溪镇正街王爷庙。在当地宣讲民国新政,发动男子剪掉辫子,提倡妇女不再缠脚,规定居民每天清扫街道,讲究清洁卫生。倡导全县大力栽桑养蚕,督促射洪县署成立蚕桑局,出示告民保护桑树,发展蚕桑。在推行新政中力戒官吏虐民,惩治贪污腐败。前清户吏范瀛洲,估抗不交欠银120余两,适李雨生临县,饬如数赔偿,并执交知事公署法办,人心大快。民国2年(1913年)复被选为四川省议事会第一届议员。后不复出仕。
  民国25年(1936年),李雨生受聘担任射洪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,兼任续修射洪县志委员会主任委员,虽年已六旬,但精心谋划,不遗余力,在整饬财政和提高志书质量之中功不可没。
  民国32年(1943年)病逝,终年75岁。

刘光谟
    刘光谟(1846-1916),字文卿,射洪县洋溪镇高石阶村人(今洋溪镇岱钦桥村)。
  他出身于贫苦知识分子家庭,其父刘国翼以教书为业。幼年随父亲就读私塾,勤奋学习。每得范文名篇,必反复诵读习作,努力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和写作水平。
  光绪元年(1875年),他参加贡生考试,中第一名,被选进省城尊经书院肄业。他专心致志阅读经史,研究学问。光绪五年(1879年),以学识优异,委任为尊经书院斋长,管理图书典籍。这项工作为他的治学提供了有利条件。他还得到著名学者王壬秋、伍崧孙、钱铁江的教诲指导,为日后在学术上的成就奠定了深厚基础。
  刘光谟在科举场中很不顺利。光绪二年(1876年),第一次参加四川选拔举人的乡试,未能入选。以后在光绪五年、八年连科赴考,均名落孙山。值得称赞的是,他在考场受挫后,能处之泰然,并不把科举作为自己的唯一出路,而是认为“金榜无名,自立有路。”
  他在《复某先生书》中说:“科举的事情,大权操在别人手中;著述的事情,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。我们都可以成为继承和发扬学术文化的传人,关键在于能否有恒心长期不懈地努力学习。”他立下著书立说,为思想文化作贡献的宏愿。
  在尊经书院十年间,夙兴夜寐,口诵手批,坚持不懈,博览群书。自称“目览三万卷,家藏八百部”,学有所得,就札记成篇。计有《香涛夫子说文口义》、《高石斋札记》、《高石斋日记》、《六书义经解浅说》、《蜀汉职官考》等书稿,师友请刊印流传,他都以谦辞推却。后仅有《高石斋文钞》三卷,在富顺县出版。
  光绪九年(1883年)春,县人罗希堂邀请他参加筹修《射洪县志》,他欣然同意,并从省城运回书籍数千卷,广泛征集文献资料,作好修志准备。为了进一步作好修志的指导工作,他写了《射洪县修志议》及《县志分篇议》,这是两篇包括修志方法、纲目、体例的学术论著。后来又写了《答罗希堂进士论修志书》、《答罗希堂进士书》、《答修志局书》等关于方志理论方面的著述。
  《修志议》全文分正名、辨体、博征、分门、补订、征文六条,除“博征”一条属于方志取材外,其余各条均为方志编纂的设计,议论比较广泛。《分篇议》提出记、表、传、志、序等为志书宏纲,缺一不可,并逐一追源溯流,作出恰当解释,提出撰修方法。如认为“大事记始于《史记》”,所记都是重大事件。修县志仿照这个办法,列大事记以提挈一书的纲领,可以开卷了然,如提网抓住了总绳一样。明确肯定了“大事记”的作用,是很有见地的主张。其余所论也多有独到之处。还对射洪的建置沿革,根据史料,作了严格的考证,对射洪历代旧志做到“增其所无,补其所略,考其所讹,订其所误。”
  他的上述论著,以二十四史和著名的地方志为先例,以射洪的史事和旧县志存在的问题为依据,继承传统,博采众长,结合实际,阐发新意。实际上是对明、清以来的修志经验作了概括总结,反映了乾、嘉以后方志思想的发展。“两议”、“三书”构成了他的方志理论体系,对当时的修志工作具有重大指导意义,受到近现代方志学家的赞赏,为祖国的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。
  光绪二十三年(1897年),刘光谟应聘参与编纂《潼川府志》,又有机会实践自己的修志理论。
  刘光谟曾在自贡、合川等地的书院任教多年,晚年回乡,继续教书并整理校刊著作。当时西方列强不断对我国进行侵略,民族危机日益严重,有志之士,都在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。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,为求有助于挽救危急的时局,他进一步扩大治学范围,开始研究欧美的自然科学。在自流井曾请机器局一个技术人员为师,学习科技知识。由于他的勤奋努力,学而不厌,对农政、水利、军事等均能学有所得,以期能为国效力。在外患频仍,国家多难的时候,表现出了可贵的爱国热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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